纪念苏白老师|霍伟:苏白与藏传佛教考古
苏白先生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我想写下这些我想写了很久的话，来纪念苏白先生的两三件事。
虽然早就认识听说过苏白先生，见过几次面，但是和他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并不多。那一年，中国考古学会在成都召开年会。会后，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考古局长宋新超陪同苏参观四川大学博物馆。我接待过他老人家担任川大博物馆馆长，这是我第一次和苏白先生面对面的接触。那一天，他很享受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参观，尤其是在人们平时做考古的民俗学、民族学、道教考古、古代四宝研究等不太重视的展厅。他看的时间最长，问的问题最多。一开始我有点紧张。毕竟和德高望重的中国考古大师相处，怕自己接待不好，或者在百忙之中出错。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虽然老老师平时给人的印象是严谨端庄，不苟言笑，但真的过了很久才觉得他其实很平和，心地善良，说话不拐弯抹角，一边看文物，一边提问或者发表意见，没有“大家”的架子。参观结束后，他们在客厅就座，四川大学的老教师和贵宾四川大学领导张训辽、宋志敏、马继先进行了会见和讨论。更多的情节我记不太清了，但苏白老师这时说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对大家说：“听说川大博物馆不一样。似乎是这样。一个博物馆不能只是收藏和陈列一些考古的东西，只能叫考古标本室。博物馆在“博”字上显得弥足珍贵，让每个人都能看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我今天在四川大学博物馆看到的这些古代纸张，一般都是在宫廷里收藏的。普通人很难看到。我最多是看明清小说里这些古纸的名字。今天，眼见为实……”临别之际，他还问我：“我知道四川大学图书馆有很多好书。你能帮我找一本他们编的好书目录吗？”还好平时对四川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比较熟悉。后来很快就找到了当时还在油印的两个目录，一个是四川大学图书馆的珍本图书目录，一个是图书馆收藏的送老师的珍本地方志目录。虽然接触和交流的时间很短，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开阔了视野，尤其是对博物馆的了解，让我终身难忘。听了老师的自我介绍，上了一堂生动的博物馆课。不幸的是，这次访问来得非常突然，事先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博物馆的照相机因为质量差暂时出了故障。整个过程中，没有留下老师和其他贵宾的照片作为纪念，让人感到惋惜和愧疚。好在当时还有一段缺失的访问，不知道是谁用家里的录像机录的，可以时不时回忆一下。
之后因为从事西藏考古，和苏白先生有了更多的交流。我经常向他汇报和咨询西藏野外考察的新发现，他会及时回复我他的一些意见。比如他写文章《阿里地区札达县境的寺院遗迹——〈古格王国建筑遗址〉和〈古格故城〉中部分寺院的有关资料读后》(苏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151-182页)的时候，用了我发给他的《阿里地区文物志》，参与写作。他在这篇文章末尾的白色填充中写道：
本文初稿由四川大学的霍伟同志抄发至西藏文化管理协会编《阿里地区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书中第四章下有札达县托林寺和盖尔县扎西岗寺。两座寺庙的资料可以作为《古格王国建筑遗址》和《古格故城》两本书的补充，本文应对此进行整理：1。托林寺平面布置示意图(《阿里地区文物志》 P.121，图14)，本文前面的图6-2就是基于此图。2.托林寺巴郎朗泽拉坎平面图(《阿里地区文物志》，第123页，图42)，比《古格王国建筑遗址》的测量平面图更详细。本文前面的图6-3就是这个图的副本。3.图林寺杜康殿平面图(《阿里地区文物志》第124页图43)，是对《故城》附录一杜康文字记载的重要补充。(苏白：《札达县现存的几处古格王国时期的遗址寺院》，第175页)
苏白先生利用这些新材料，对原始资料中的“杜康托林寺篇”的文字记载进行了补充和说明，并对我所写的“盖尔郡扎西岗寺”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考证：
根据报道情况，试作初步考虑：【1】大岗丈和赫米寺不详，但扎石岗寺的大殿布局(霍出版社：《藏传佛教寺院考古》记载的“扎西岗寺”)确实与托林寺朗巴郎泽拉康中央部分的设计相似，整个大殿周围的礼拜通道布置的确是早期寺院的特色；这种寺庙最晚将在14世纪建成。如果说扎什岗寺原本是拉达克体系，而“扎巴德，拉达克之王，次王郎杰在公元15世纪初中期两次派人对这座寺庙进行测绘(图林寺朗巴郎就是拉干)，按照其独特的模式，寺庙和佛寺都建在拉达克，扎什岗寺的时间可能会略晚于14世纪。【2】大殿南北小仓库的位置应该是左右(南北)佛寺；郑(西)佛寺最初是否是一座保护法律的寺庙值得怀疑。【3】濠沟的夯土护壁和寺外最外一周附在护壁上的防御建筑，约来自西藏扎石岗寺建于1686年；盖于1683年与拉达克媾和后，被西藏的嘎查加人保卫西部边境。【4】没有早期壁画，但遗憾的是没有文字来描述晚期壁画；估计如下
有晚期壁画也很可能是1686年以来的制作。（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177页）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在我读到宿白先生发生的这篇文章时，正是进入西藏高原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开始不久的阶段，它如同一场及时雨，让我从中收获了不少新知，也得到了很多教诲。首先，作为一名严谨的考古学者，应当像先生一样，哪怕是文章已经是“初稿抄竟”，也要根据新出资料加以补充或者修正，绝不能在做学问上有半点懒憜懈怠之心。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对藏传佛教寺院如何在掌握考古学的基础资料之上加以观察、分析、比较，最后得出年代学和历史背景的认识，也受到一次耳提面命式的指导。尤其是宿白先生文中提到的第四条，是关于札西岗寺壁画的，我在调查此寺时，的确一心一意就想要寻找到早期的壁画痕迹，而完全忽略了对晚期壁画保存情况的观察和记录，只是在调查记录中简单写道：“殿内门道朝东，南北各有一小仓库，西侧设有一依怙殿（护法神殿），但已无早期壁画遗迹。”（索朗旺堆主编：《阿里地区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128页）所以当先生在文中批评“早期壁画已无，但是否尚存晚期壁画竟无一字描述，实为憾事”时，我真是面红耳赤，十分羞愧。我也从此吸取教训，深刻认识到，考古工作最为需要的是科学精神，而不是个人兴趣，哪怕考古所获资料与自己的研究兴趣毫无关系，但也必须客观、忠实、全面地加以记录，而不能以个人好恶任加取舍。打那以后，在西藏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和室内整理时，我不仅对佛教遗存的调查和记录尽可能更为详细、全面，就是对我完全属于门外汉的西藏旧石器、细石器遗存，我也会虚心地向老搭档李永宪学习请教，学会观察什么叫石核、台面，什么是打击点，什么是锥疤，还跟着李永宪一笔一划地学着绘制各种石器图。后来发表在西藏文物志和考古简报上的很多石器图，有不少都是由我和永宪共同起草图，再由他最后定稿完成的。
随着在西藏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宿白先生在藏传佛教遗存研究领域、尤其是在佛教寺院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我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他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这部专著，也成为指导我们在西藏开展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理论与方法上最好的范本，每次到西藏，我和我的学生们必须带上这部书随时阅读、体味。作为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一代宗师，宿白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在藏传佛教考古方面，他的贡献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以我浅薄的认识来看，可举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他首创了将考古学类型学的方法具体运用到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当中，对西藏现存佛寺及其遗址成功地进行了分期研究，从而形成国内外学术界第一次关于西藏佛寺分期的系统性意见。虽然对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长期以来曾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领域，不少西方学者如意大利人图齐（G.Tucci）、维大利（Roberto Vitali）等人都曾进行过一些实地调查并发表有较高水平的论著，但总体而言，他们的研究主要还是一些个案，对某一座佛寺或者某一地区的佛寺进行过较为细致的观察分析，但却缺乏从宏观层面总体性的观察和总结，找出其中发展的脉络，探寻其发展的规律性。宿白先生经过长期的实地考察和经年摸索，从1988年到1994年，通过对西藏各地五十四处寺庙、八十九座建筑进行排比、分析，“断断续续写了六个年头”，终于总结出西藏佛教寺院的发展线索，完成了《西藏寺庙建筑分期试论》一文，在文中提出了考古学的分期意见：“试将约从7世纪起，迄于19世纪的西藏寺庙殿堂大致分了五期，第五期又分了前后段。”（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177页）这是迄今为止所见最为详尽的西藏佛寺分期、分段，为藏传佛教寺院的考古年代学（包括断代、排年、分期、分段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个贡献，我认为和宿白先生创立的将考古学的类型学、地层学引入到佛教石窟研究，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石窟寺考古的理论和方法，具有同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如同罗炤先生评价所言：这一成果“第一次严肃地对待和解决了西藏寺院的建筑分期问题，进而为一切相关领域的研究的探索，提供了年代学方面的依据和参照的标尺”，因而堪称为“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罗炤：《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读宿白先生〈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1998年第7期）。
其二，在具体运作方式和研究方法上，宿白先生独具慧眼，从错综复杂、早晚交错的寺院殿堂中，寻找到最具有时代变化特点的主要殿堂佛殿的平面布局，和木构建筑当中柱头托木——“替木”下曲缘线条的变化发展，作为考古学分期的主要观察点和切入点，这不能不令人深感佩服。另一方面，与宿白先生以往对石窟寺研究所采取的方法一样，他充分发挥了历史时期考古学最大的优长之处，即是有大量文献史料可资参考的特点，将各期寺院在类型学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都结合相关文献材料作出尽可能科学、可信的解释，置其于具体的西藏宗教、历史背景和发展逻辑之中加以考察。在《藏传佛教寺院考古》这部著作中，他几乎将现在传世并经过整理、翻译的主要藏文文献悉数加以利用，经过“沙海沥金”式的精读和淘选，从诸多充满西藏后弘期佛教“教法史”书写特点的宗派史著作当中，将笼罩着层层秘雾的神话、传说的历史信息加以剥离，最后和考古材料融为一炉、合为一体，建构起科学的学术体系。这种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对后来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研究者都起到了很好的指导、示范作用，这些理论和方法至今仍为学术界所沿用。
其三，在研究对象上，宿白先生的研究视野极为广泛，除了藏传佛教寺院之外，对寺中所藏的文书、经卷、法器等也多有寓目，留下了许多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著。就以收入这部著作中的《拉萨布达拉宫主要殿堂和库藏部分明代文书》为例，其写作背景先生在文中有过说明：1957年7月，他作为中央文化部西藏文物工作调查组成员第一次进藏时，曾在布达拉宫工作过五天，1988年8月，差不多时隔三十年之后，他又在布达拉宫停留了半天，仅仅在五天半左右的时间里，他便考察了布达拉宫中的颇章噶布（白宫）和宫中的库藏文物。我不知道当时在高原缺氧的环境下，先生有高原反应吗？按照我多年来的感受，进藏前三天，“高反”通常来说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先生很可能是顶着高原上的“高反”带来的身体不适，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完成了他所预定的考察任务，并且为后续的研究工作做好了充分准备。
宿白先生对布达拉宫收藏的元、明、清三代文书均有关注，重点对其中记录较为完备的明代文书十二件录出了原文（全书抄录）。这十二件明代文书涉及明代治理西藏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明永乐年间明王朝颁给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在《明实录》《明史》中作“哈立麻）的诏书、大明皇帝致大宝法王书等文书，都有关大宝法王得银协巴（哈里麻）与明代中央的关系问题。对文书中所记载的郑和下西洋到了“僧伽罗国古之师子国”迎佛牙、激战锡兰山等史实，宿白先生联系费信《星槎胜览》、陆容《菽国杂记》等文献再作考订，从而得出结论：“……致书记永乐十一年皇帝遣侯显致所铸佛像和此书与大宝法王者，或即以其亲历锡兰之役，可备大宝法王之咨询。此大宝法王即前文所记之得银协巴。永乐四年（1406年）得银协巴来京，亦侯显奉命往征者”（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212-214页）,为明代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史研究，又添新说，其学术功力的深厚和观察视野的开阔，也由此可见一斑。据西藏后弘期成书的《贤者喜宴》记载，大宝法五得协银巴应当是收到了这件致书，并由此知晓了明成祖铸造金佛像的原因，以及郑和下西洋获取佛牙的故事（巴卧·祖拉陈瓦著：《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周润年译注，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209页），成为明代中央通过汉藏佛教文化友好交流从宗教上施以“教化”，来达成有效治理西藏地区的一个例证。
其四，宿白先生对藏传佛教考古的研究，绝不局限在西藏局部地区，而是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之下加以考察，充分考虑到西藏与中亚、南亚等地区不同时代发生的文化交流与联系，从不将西藏地区与外部世界封闭隔离起来。这方面先生的代表作，可举其对拉萨大昭寺内早期遗存的研究为例。虽然文献记载大昭寺是始建于唐代吐蕃时期的一座古寺，但对其不同时期的建筑过去并没有进行系统、科学的考古学断代、编年工作。宿白先生通过对大昭寺在平、立面布局和建筑装饰方面的观察，发现其时代特征，着手对其编年分期（见《西藏拉萨地区佛寺调查记》一文）。对其中年代最早的第一阶段建筑——大昭寺中心佛殿的第一、二两层，宿白先生敏锐地观察到，它们的平面布局在西藏佛寺中仅见，也和内地佛寺不同，而与其极为类似的是印度佛寺建筑中的毗诃罗（汉译为“僧房院”）。他进一步明确提出：“和大招寺（霍按：即大昭寺，下同）中心佛殿最接近的是位于北印度巴特耶（Patna）县巴罗贡(Baragaon)村的那烂陀寺僧房遗址”，并引唐代高僧玄奘《大唐西域记》、义净《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文献加以印证，为大昭寺研究别开生面，也为大昭寺作为唐代吐蕃时期的古寺找到了充分的证据。
另外，宿白先生还注意到大昭寺内收藏的一件银壶，先后三次著文对其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关于这件银壶的研究，首见于宿白先生所著《拉萨地区佛寺调查记》（收入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182-236页）。因文中编辑错误甚多，后经宿白先生修订之后收入《藏传佛教寺院考古》论文集，改题为《西藏拉萨地区佛寺调查记》；其后又以《西藏发现的两件有关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文物》为题，收入《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世界文化出版社，1996年）；最后又以《三记拉萨大昭寺藏鎏金银壶》为题增补了大量新的数据，收入《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文物出版社，2011年，206-208页）。经过与域外金银器器形、纹饰风格等多方比对之后，先生对此件被称为大昭寺内“镇馆之宝”的鎏金银壶的来源、传入西藏可能的路径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等，均做出了远见卓识的学术推论：
（此器）多曲圆形口缘和其下作立体禽兽首状的细颈壶，为7至10世纪波斯和粟特地区流行的器物，颈上饰羊首的带柄细颈壶曾见于新疆吐鲁番回鹘时期的壁画中。西亚传统纹饰中的四瓣毬纹尤为萨珊金银器所喜用。人物形象、服饰更具中亚、西亚一带之特色。因可估计此银壶约是7—9世纪阿姆河流域南迄呼罗珊以西地区所制作。其传入拉萨，或经今新疆、青海区域，或由克什米尔、阿里一线。如是后者，颇疑来自古格的亚泽王室；传来大招的时间不早于14世纪，因为14—15世纪正是亚泽王自日乌梅至布涅梅皆向大招寺佛像作重要布施时期。（宿白：《西藏拉萨地区佛寺调查记》，10-11页）
许多年过去之后，虽然国内外学术界这件银壶的研究又有了不少新的进展，但基本的格局和眼界都未能超越当年宿白先生做出的工作，其深远的学术意义影响至久。
令我十分感动的是，当年先生此文的第一稿发表之后，便给我寄来了刊载此文的论文集，随书还附了一封先生的亲笔信（十分遗憾的是，这封如此珍贵的手札后来因为陋室几经搬迁，竟然不知所终！）信中先生明确告诉我说，文中因为排印的原因错误太多，尽管他已经尽其可能修订，但也许还会存有漏改之处。他希望在将来有机会再刊时重新修正。在先生赠送给我的这本论文集中，他的这篇论文里面多处留下了他亲笔修改、增补过的红色笔迹，有的甚至是大段大段的补遗。我将这本书一直珍藏在身边，置之座右，每每看到先生那细密、秀挺的笔迹，一位一生追求卓著、追求科学与真理，严于律己、诲人不倦的学者的崇高形象，便会浮现在我眼前，警醒我自律，激励我奋进。
留有宿白先生亲笔修改痕迹的论文
谨以此小文，来缅怀敬爱的宿白先生对我国西藏考古、藏传佛教考古事业所做出的开创性的贡献，也籍此来寄托我对先生不尽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