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志平谈法律与传统文化
梁志平(张景辉)
梁志平，法学家，法律文化研究先驱，现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兼职教授。他是《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1991)《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1992)《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 (1996)《礼教与法律：法律移植时代的文化冲突》(2013)的作者，《法律的文化解释》 (1994) 《法治在中国：制度、话语与实践》 (2002)编辑，《法律与宗教》(1996)翻译
2020年，梁志平发表了两部新作，—— 《为政：古代中国的致治理念》 《论法治与德治：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内在观察》。在这次采访中，他结合自己80年代以来的学术经历，分享了自己对法律与传统文化、古今中西关系的看法。
《为政：古代中国的致治理念》，梁志平著，生活阅读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6月出版，337页，42.00元
《论法治与德治：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内在观察》，梁志平著，九州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324页，58.00元
20世纪90年代后，你开始从更内省的立场去理解和把握传统，你对传统和现代的看法也不像以前那么简单了。比如你在《法辨》改变了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猛烈批判，增加了“同情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现在，20年过去了，你的态度改变了吗？
梁治平：,你提到的变化实际上发生在八十年代，具体来说是在写《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过程中。这本书前后写了一年多。如果加上之前写的相关部分，比如《“法”辨》，时间会更长。写作的过程也是阅读和思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想法、观点甚至表达方式都发生了变化。
我认为这种变化的原因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对外，有几个名字要提。一个是张广智，一个是黄仁宇，一个是李约瑟。我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引用了他们的观点。不仅如此，我谈论历史的方式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尤其是黄仁宇。他对历史的把握和呈现方式，无论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更为时尚的历史文化批评，都不同于我们当时习惯的历史叙事，这一点非常吸引我。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与生俱来的，就是一种做研究的信念和态度。我觉得做研究和指挥人的生活是一样的。你要诚实，要公平，要根据事实得出结论。不能盲从，也不能自以为是。回过头来看，以我当时的知识、眼光和能力，对古人了解不多，偏见很多。当这些东西被纳入研究时，首先是一个简单的结论，这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也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但是上面说的信仰和态度有一种涵养作用，可以帮助我接近研究对象，而不是先入为主，居高临下，找一些材料来摆脱古人。当然，这是一个过程，是慢慢理解和改变的。
《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梁志平著，商务印书馆，2013年6月出版，381页，40.00元
可惜写完就去了美国，身心俱疲，没法重新整理整本书，留下很多问题。后来这本书重印了，我做了一些修改，主要是针对书中一些不恰当的表述，尤其是情感表达。当然，这种修改是肤浅的、有限的。一个深刻的变化不容易看清楚，也很难改变，所以根本不动。同期的《法辨》文章收藏也是如此。这本集子后来重印了两次，除了一篇，基本保持了原貌。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后来看了这些文章，和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有同样的理解。我只能说，是80年代的我，我今天来的地方，有变化，有坚持。改变的是思维方式简单化，对历史观缺乏反思；我们所坚持的是我们有意识地从中受益的学习信念和态度，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探索的一些研究方法，比如“法律文化”作为一种方法，旨在理解解释方法。我在90年代写的一些东西，比如《法律的文化解释》，是之前《法辨》到《和谐》一系列研究的理论思考和方法论总结；《清代习惯法》可以看做《和谐》的续集，从那里延伸，有一个类似《乡土中国的法律与秩序》的当代问题研究。2000年以后的研究很随意，但很多都集中在当代法律的发展上，尤其是对当代法治运动的观察和思考。还有历史研究，比如2013年发表的《法律与礼教：法律移植时代的文化冲突》，前不久发表的《为政：古代中国的致治理念》。总之，近二三十年来，研究有哪些变化，主要是研究领域、主题、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