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郑大华:文化只是“古今之别” 难道就没有“事物之别”吗
现在流行一种观点，就是古今文化只有区别，东西没有区别。
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新鲜。陈独秀和胡适是五四时期这一观点的宣传者。
五四时期，不少学人认为，东西或中西的差异是“古今之别”，而非“东西之分”
1915年，陈独秀在第1卷第1期发表了《新青年》，《法兰西与近世文明》，根据进化论将人类文明分为古代和现代，认为东方的两个文明，印度和中国，“虽然没有什么不同，但大体上是一样的，它们的质量也无法脱离古代文明的刻板印象”。虽然就生物时间而言，它们也属于“现代”，但就文化进化程度而言，“古朱迪亚遗迹”是古代文明。真正可以称之为“现代文明”的是欧罗巴人独有的，即西方文明；也就是欧罗巴文明。移植美国文化和在亚洲流行都是一样的。”所以，东西方的区别是“古今之别”，而不是“东西方之别”。
继陈独秀之后，胡适也阐述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实质。他在文章《读梁漱溟老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并不认同梁漱溟认为东西方文化走的是不同的“文化方向”，而是认为人类走的是“生命的原初之路”，因为“环境艰难，问题紧迫，所以路径在后期速度上不同，到达时间也不同”。
比如今天的欧洲民族，历史上有过1000多年的黑暗时代，对宗教非常迷信，极力压制科学，为了卫道的热心，烧死了不少科学家和独立思想家。只是在过去的三百年里，“迫于环境，我们追上了几步，征服环境的成就确实比其他民族大得多”，才造就了今天的特点：民主、科学。中国和印度的落后“只是由于环境的缺乏和迫害与鞭策的问题”。
所以胡适希望人们相信，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就是发展速度的差异。快西方已经进入近代，慢中国和印度还停留在古代。
常能够清晰地表达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古今”性质。1920年，他在《国民》年第3期第2卷出版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在这篇论文中，他列举了人们列举的东西方文明的不同特征：
常燕生关于东西文化差异的概括
常认为，上述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特点没有错，“但这两种关系是前后的，而不是对立的。”东西方自古就没有这样的差异。事实上，“所谓东方文明的几个要素，在古代西方国家经常可以找到。”
比如“重视宗教”是古代民族共有的，而其他如重视阶级、过去、保守主义、偏执、退让、自然、重生等，在古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大同小异”。只是因为西方文明从古代进入现代，才有了上表所列的各种新特点，“东方文明自古不变。我们现在勉强可以称之为东方文明的东西，还是几百年、几千年前的东西。因此，古代文明的所有特征仍然保留着。”
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所谓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异，实际上是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特征”。人们之所以把这两种文明的差异视为“东西方的差异”，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把现代文明的特征误认为西方文明的特征”，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把古代文明的特征误认为东方文明的特征”。
就文化的民族性来考察，中西文化体现的是两种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彼此并无高下优劣之分
实际上，上面所说的“古今之别”和“东西之分”，指涉的是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文化的时代性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由总的形势决定的文化的时代特征，它反映了同一时代或同一社会发展阶段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共同要求。
文化的民族性是指体现在特定民族文化类型中并作为基本核心而存在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特征。它是形成民族文化的基础，具有与民族共存的超时代性。
国籍不能用来判断善恶的价值。每个民族文化的民族性没有优劣之分，但它的存在是有原因和意义的。时代可以也应该评判价值的善恶，文化的本质是由时代决定的。因此，不同时代和历史发展阶段的民族文化可以分为先进与落后、优越与低劣。
时代和民族作为文化的两个属性，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依存。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不仅仅是某个时代的文化，更是某个民族的文化；它不仅是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的文化，也是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的文化，是时代和民族的集合。
如果用哲学术语来表达，“时代性”反映的是文化的“时间”，“民族性”反映的是文化的“空间”，任何文化都是“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我们很难想象一种只有时代而没有民族，或者只有时间而没有空间的文化的存在。
从文化时代的角度来看，五四时期讨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古代，尤其是封建时代，而西方现代文化则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既古老又现代，后者在时代特征上具有前者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就文化的民族性而言，中西文化反映了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两者并无差异。
如前所述，文化是时代和民族的集合，所以东西方或中西文化都是“古今之异”、“物我之异”。但是，陈独秀、胡适等人不这么认为。虽然他们正确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化是“古今之别”，属于不同的历史时代，但他们拒绝承认他们也是“东西方之别”，这反映了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
常在文章《东西文化问题质胡适之老师——读〈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多次指出：“我对世界文化问题的看法一直主张世界上没有东西方文化之分。现在所谓的东西方文化差异，其实就是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差异，所以对称地研究东西方文化真的不合理。
我们既要承认在时代性上，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又要看到在民族性上，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有助于人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时间差距，从而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很容易导致人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全盘否定，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时代上几乎是整整落后西方现代文化一个时代。胡适等人也通过中西文化的时代比较得出中国传统文化不如人的结论。
相反，中西文化的差异被归结为“东西方差异”，这有助于人们发现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然而，人们很容易产生消极的文化自满，拒绝承认中国固有文化的落后，反对用现代西方文化批判、改造和改变中国传统文化。
五四时期，以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以文化的民族特性不同为由，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学习西方文化的主张。
此后，在30年代、80年代等一系列文化论争中，东西方、东西方的差异究竟是“古今之别”还是“东西方之别”的问题被多次提出，但总的来说，通过论争，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文化是时代和民族的集合体。
就文化的时代性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封建社会的时代特征，如“不上不下，明而优则仕”的等级观念，“天不变，道不变”的历史观，“君为臣，父为子，夫为妻”的伦理观， 以及道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礼不下于庶人”的特权思想、“民能制而不能制”的愚民政策、“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尤其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思想等。是适应封建政治经济的产物，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是封建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显然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
但从文化的民族性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却能体现其民族特色，如朝气蓬勃、自强不息、实事求是、勤快不倦、忧患意识、勤快勇敢、吃苦耐劳、不服输、不服输、不怕暴力、热爱和平、舍身取义、豪迈进取、富而不淫、穷而不动、威武不屈、 而打赢三军虽然都不同程度的烙上了时代的烙印，但是从精神本质上来说，它们不仅适合古代，也适合现代，可以为我们批判继承，成为未来新文化融合的基础。
因此，任何片面地强调文化的时代性或文化的民族性，只承认文化有“古今之别”，而否认文化又有“东西之分”，反之，只承认文化有“东西之分”，而否认又有“古今之别”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不仅要承认中国文化在时代上的落后，而且要承认学习其他先进文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要看到中国文化在民族性方面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从而树立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5年3月30日的《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