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其实有一颗慈悲之心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动荡时期。随着周朝地位的下降，各诸侯国势力不断对坐，吞并之战愈演愈烈。就像孟子说的：“争地打仗，杀人闹野；争城争，杀人夺城。”(《孟子离娄上》)春秋战国乱世，先秦诸子各有不同渊源，立场各异。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对政治提出各种要求和主张，著书立说，争论不休，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虽然先秦诸子的政治主张千差万别，但他们的目的是以自己的主张干预现实社会，使社会的发展符合自己的愿望。此外，先秦哲学家渴望用自己的思想重塑社会，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
儒家希望建立一个大同的世界。《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是为了大众，选拔人才和能力，守信和维护和谐。老人不独亲亲人，也不是只有一个儿子，让老年终结，强壮有用，年轻强壮，守寡孤独有病的养着，男人有份儿，女人有回报。如果货物被遗弃在地上，它们不必藏在自己身上；逼恶不是为了自己的身体，而是为了自己。就是因为关了不高兴，偷贼不做，所以叫大同。“在大同的儒家世界里，每个人不仅对自己的父母好，也对别人的父母好；不仅要照顾自己的孩子，还要照顾别人的孩子；孩子可以得到很好的教育，孤独生病的也可以得到照顾；儒家大同世界，没有欺骗，也没有作乱；大同天下，天下为公，择才而能，谈信而修；大同世界，有安全感，强大有用，男女有别，各司其职；在大同世界，每个人都是为了我，我是为了每个人，我晚上不关门，也不捡任何遗骨。
道教试图建立一个人少的小国。《老子》第80章是这样描述道家的理想世界的：“不经用而为之；使人死而不愿远走他乡。虽然有船，但没什么好带的；虽有兵，无话可说。这样人们就可以再次使用它。吃好，穿好，安顿下来，享受风情。邻国相向，鸡犬之声相闻，百姓老死不相往来。”道教重视生命，强调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不愿意用自己的身体去冒险。如果出去有风险，就不要出去。道教对学生来说是宝贵的，自然不愿意打。他们理想的国家应该没有军队。在道家看来，最好的生存状态就是你不干涉我，我也不会干涉你。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世界就和平了。道教为了达到互不干涉，宁愿放弃“法宝”，回到可以记结的古代。在道家的理想社会里，人无欲无求，与世无争，摆脱了动力，自得其乐，过着平静的生活，互不干涉，老死不相往来。
《淮南子要略》说墨子以前“师从孔教”，因为儒家讲究繁文缛节，铺张浪费，所以“上溯周道，用夏征”。“周道”指的是孔子所倡导的周公礼乐文化，“夏征”指的是于霞舍身取乐的精神。墨子讲博爱，视人如己出；讲不进攻，反对非正义战争。墨家吃苦耐劳，以“扬天下之利，灭天下之害”为己任。他们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为了道德和正义可以赴汤蹈火。墨子一生致力于扶贫运动。
与墨子相反，杨朱极力主张“为我”。杨朱最著名的观点是“以天下之大稽而不为之”，这种观点在后世发展到“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两句话被广泛批评和恶名昭彰，被认为是极端自私的行为。而杨朱则为“取天下之利而不为之”的主张辩护。他说：“人人不亏一文，人人不利于天下，天下治。”(《列子杨朱篇》)从杨朱哲学的立场来看，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每个人都要照顾好自己，不要麻烦别人，别人也不要麻烦我，这样世界才会太平。不断章取义的话，这是杨朱给当时乱世开的良方。杨朱把“为我服务”作为一种自然的东西，他有自己的社会秩序。
墨子和杨朱在当时影响很大。《孟子滕文公下》说“杨朱、之言盛行天下，天下之言非杨莫属”。孟子一生纠结于这两个学派，认为“杨沫之道不尽，孔子之道不尽”。孟子批评杨朱“无君”，杨朱“为我”自然“无君”；批判墨子的“无父”和墨子的“兼爱”，别人的父亲和自己的父亲没有区别，这自然是对孟子的“无父”。在孟子的政治思想中，君主、大臣、父亲、儿子和儿子对社会的正常运行起着维护作用。墨子的“无父”和杨朱的“无君”对孟子的理想社会秩序构成了直接威胁。
孟子主张王道，反对霸凌。霸道靠外力胁迫人们遵循一定的社会规则，王导则希望人们积极自发地维护和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良好习俗。但在现实生活中，仅靠个体意识往往无法维持社会秩序。为此，荀子主张礼法结合，在重视“礼”的同时，强调“法”的作用。他的两个学生韩非和李四走得更远。他们认为个人自律根本靠不住，只有“法律”才能保证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转。
法家崇尚严刑峻法，以至于人们往往认为法家缺乏仁慈和同情心。但《韩非子奸劫弑臣》说：“贤者，判官非实，亦治乱之感。所以，他的治国之道也是，法，必救乱民，去祸天下，使强者不欺弱者，百姓不暴，老年人成功，年轻人孤独，边境不侵，君臣皆盲，父子有保障，无死，这也是厚德载物。”不难看出，韩非其实是有远大理想的，他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不亚于儒家。
儒家和法家分别从“礼”和“法”的角度提出了调节社会秩序的思想。墨家不遗余力地伸张正义。道家和杨朱学派看似保守自私，出发点是为天下打算。可见先秦诸子皆有恻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