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107岁生日重读有什么现实意义？
“人会死，不快乐”。1944年，25岁的法国作家加缪在《卡利古拉》写道。
作家和思想家加缪。“阿尔贝加缪”是20世纪人类文化史上最耀眼的名字之一。他曾经在一张标有1951年3月至1953年12月的纸上，列出了自己喜欢的词：世界、痛苦、地球、母亲、人类、沙漠、荣誉、苦难、夏天、海洋。这概括了他一生致力于的所有事情。
11月7日，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翻译袁筱一、索邦大学文学博士张博、《忽左忽右》播客主持人程艳亮齐聚香港三联书店，在加缪107岁生日之际与读者分享加缪与“荒诞”。
袁筱一(左)与张博(右)会谈
荒诞的命运无法避免，但人类必须直面
张博介绍说，作为一名天才作家，加缪在29岁时随着《局外人》的出版而在法国文坛成名，并在44岁时获得了象征世界文学最高荣誉的诺贝尔文学奖。虽然他因为一场车祸荒谬地结束了自己太短暂的生命，但在他仅有的47年生命里，却为人类留下了一部又一部经典。不仅有大家熟知的经典《局外人》 《西西弗斯神话》 《鼠疫》，还有最后的手稿《反抗者》，完成的话和《战争与和平》差不多。
袁筱一认为，加缪的创作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三角形，印证了加缪作为小说家、哲学家和剧作家的才华和团结：一个三角形是《第一个人》-《局外人》-《西西弗斯神话》，其中心是荒诞；另一个三角形是《卡利古拉》-《鼠疫》-《正义者》，中心是电阻。在加缪的作品中，真理没有固定的形式。看他的小说，可以感受到冷静和理性的力量。
她喜欢加缪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三个字：真实、激情、英雄。面对世界和生活的荒谬，加缪从一开始就清晰地感到人是不能屈服的，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来抵抗这种情况，在一个荒谬的世界里重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用“意义”来反抗“无意义”是加缪反抗思想的本源。
加缪的《反抗的人》无疑是疫情中最受关注的小说之一。这部具有高度象征性的小说给身处灾难中的人们带来了反思和启示。张博提到《鼠疫》是加缪继《鼠疫》之后正式出版的第二部小说，也是他从“荒诞系列”过渡到“反抗系列”的奠基之作。根据张博的说法，《局外人》的核心含义不是描述瘟疫本身，而是展示人类如何以自己的方式面对它。
比如《鼠疫》年底的庆典上，廖内提醒自己，瘟疫所象征的“荒诞”不会完全消失，无论是世界疯狂还是内心黑暗，人类都不可能一劳永逸的胜利。以利亚为代表的叛军时刻警惕着。在加缪的作品中，暂时结束的瘟疫依然像西西弗斯扛着的巨石，随时会再次从山顶落下，反抗者依然背负着巨石的重担，但每次都竭尽全力将巨石砸碎。在这些反叛者中，有一种被痛苦和勇气磨炼出来的强大生命力。
根据张博的说法，加缪在《鼠疫》中试图证明，在危机时刻，不是每个人都只关心个人安全和舒适。他的目光聚焦在每一个无名的反抗者身上，不仅是驻扎在第一线的医生护士，还有负责统计的文员、看守营地的门卫、自发组织起来的护士等等。他们用自己微薄的力量，筑起了抵御流行病的最坚固的盾牌。“人类身上，值得赞美的东西比鄙视的东西多”。
“今天，我们还在读《鼠疫》。甚至，我们完全有理由把真实的经历带入这部小说。我相信加缪本人也会认同这一点。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开始通过阅读文学来思考现实生活，通过小说来透视我们的现实生活，追问生活的真谛。《鼠疫》的象征意义恰恰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事件
加缪与萨特，友谊还是敌人
谈到法国文学史，加缪和萨特的关系一直被谈论。加缪获得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萨特获得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是20世纪举世闻名的思想家、作家、社会活动家，曾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然而，随着政治观点的转变，他们在萨特编辑的《鼠疫》刊物上发生了争论，并因意识形态的对立而陷入激烈的情绪状态。经过彼此的激烈批评，他们从此不和了。这种复杂的关系也成为法国文坛历史上的传奇。
张博提到，当加缪和萨特在1943年第一次相遇时，萨特已经出名了，而加缪是一名不知名的报纸编辑。那时，萨特的《现代》刚刚出版。面对存在，萨特使用了“恶心”的概念，加缪使用了“荒谬”的概念，否定了传统本质主义哲学对人的先验价值定义，为个人的自由选择和责任腾出了空间。加缪欣赏对方的才华和创造力，很快成为萨特名人圈的一员。
“我不认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是灵魂伴侣。真正引起加缪共鸣的是雷内查尔。他与萨特的关系更像是一个意识形态对话者。”袁筱一说，加缪和萨特就戏剧《恶心》的主人公发生了争执。萨特认为他愿意为了自己的目的牺牲道德，而加缪讨厌这种做法，这也说明了他们的价值观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差异。“加缪和萨特的决裂，当时被加缪误解了。他并没有和萨特单独决裂，而是完全脱离了当时的整个群体和氛围。当时的巴黎文坛至少不能以开放的态度接受他。”
但是，在人性的深处，他们也有理解和共同点。加缪1月4日死于车祸。萨特在1月7日的悼念演说中说，加缪通过对历史的拒绝，“在我们时代的中心重新确立了道德事实的存在”。他提到，他与加缪“分手”后，是“以另一种方式共存”。虽然以前的亲密关系不复存在，但两个灵魂在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对抗方面仍然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